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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教传入中国，佛教中国化，对丰富和繁荣中华文化(zhōnghuáwénhuà)影响深远。近期入选“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”的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，进一步实证(shízhèng)并(bìng)展示了自汉至唐，佛教传入中国并逐渐汲取中华文化营养、实现佛教中国化的发展脉络(màiluò)。 这座古代(gǔdài)佛寺历经千年岁月何以重焕光彩？重见天日的出土文物(chūtǔwénwù)又讲述了古丝路上的哪些故事？ 双塔见证千年佛寺(fósì)变迁 莫尔寺遗址，位于(wèiyú)新疆喀什市东北(dōngběi)30多公里处莫尔村附近一处洪积台地上。最显眼的是两座土坯佛塔，一圆一方，遥遥望去，如两枚巨大(jùdà)印章盖在苍茫荒原上。 “莫尔”，在当地(dāngdì)少数民族语言里是“烟囱”的意思，当地老乡把耸立的佛塔当作烟囱，莫尔寺(mòěrsì)遗址由此得名。 这是新疆(xīnjiāng)喀什莫尔寺遗址(yízhǐ)复原模型全景图。新华社发（中央民族大学供图）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(yǔ)社会学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、莫尔寺(mòěrsì)遗址考古发掘领队肖小勇介绍，千年来虽(suī)饱受风雨侵蚀，但莫尔寺遗址诸多建筑坍塌后被冲下的泥土持续包覆，得以保存至今。 自2019年开启考古项目以来，考古人员持续不断收获(shōuhuò)惊喜。“第一次去现场勘察，从地面上看感觉几乎没有多少(duōshǎo)工作的(de)余地。”肖小勇回忆说，当时除了一圆一方两座佛塔，地表仅能见到几处残墙痕迹和零星(língxīng)散布的陶片。但发掘不到半个月，第一座僧房出现，让考古团队看到希望，“地下埋藏(máicáng)的东西远比我们想象的丰富。” 这是(zhèshì)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布局(bùjú)示意图。新华社发（中央民族大学供图） 6年间，在考古人员手铲下，僧舍、回廊式佛殿、长方形大佛殿、讲经堂(jīngtáng)、厨房、储物间、餐厅等建筑纷纷浮出地面。共发掘4600平方米面积，发现遗迹包括18座单体建筑共计(gòngjì)62个房间、2条阶梯式(jiētīshì)踏道，出土上万件各类文物和文物残片(cánpiàn)。 “莫尔寺(mòěrsì)既有自身特色，也能在其中看出印度、犍陀罗、中亚、当地和中原等不同地方的元素。”肖小勇(xiàoxiǎoyǒng)介绍。 新疆喀什，古称疏勒，地处丝绸之路(sīchóuzhīlù)南、北两道交汇处，各色文化艺术在(zài)此地融合荟萃。 肖小勇介绍，莫尔(mòěr)佛塔（圆塔）是(shì)高覆钵式土坯塔，采用犍陀罗传统的窣堵波样式，作为莫尔寺遗址(yízhǐ)的标志性建筑，已经屹立了1800余年。相隔约60米，由5层塔身和大型台基构成的方形实心土坯塔（方塔），台基边长39.36米，仅(jǐn)比(bǐ)位于河北(héběi)的、东魏北齐时期邺城赵彭城佛寺遗址的佛塔台基边长小5米，规模接近皇家寺院等级。 这是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（资料照片）。新华社发(fā)（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(xīnjiāngwénwùkǎogǔyánjiūsuǒ)供图） 一圆一方，风格迥异(jiǒngyì)，两座佛塔在漫长岁月中并肩依存千余年。 “公元1-3世纪，以圆塔为中心，附近和旁侧非对称分布僧房，公元4世纪以后，遗址的礼拜(lǐbài)中心变为塔、殿并重，最后(zuìhòu)向以具有(jùyǒu)中原建筑布局特征的长方形(chángfāngxíng)大佛殿为中心转变，这一时期增修了佛殿、讲堂、厨房和方塔等。10世纪上半叶(shàngbànyè)，寺院(sìyuàn)建筑被毁后废弃至今。”肖小勇介绍，从这一寺院由汉到唐近千年的布局演变，可看出中华文化显著的包容性与佛教中国化进程，为研究丝绸之路多元文化交融与互动(hùdòng)提供重要考古学证据。 探索地面佛寺起源的(de)实证 作为迄今发现我国最(zuì)西部地区年代最早、延续时间长且发展演变清楚、保存较完整的大型地面土建筑佛寺遗址，新疆(xīnjiāng)喀什莫尔寺遗址填补了古疏勒佛教历史与考古研究的空白，实证新疆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(géjú)，为追溯我国地面佛寺源头(yuántóu)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第一手材料(cáiliào)。 佛教诞生于印度，传入(chuánrù)新疆的时间说法不一(shuōfǎbùyī)，主流(zhǔliú)观点(guāndiǎn)是公元前1世纪左右，从于阗或疏勒传入。文献记载，西去求法(qiúfǎ)的高僧，无论是法显、还是玄奘，都曾对疏勒万僧千佛的礼佛盛况发出赞叹，但受古今人类活动区域重合等因素影响，疏勒保存下来的汉唐遗迹并不多，残存于游记、史书中的只言片语留给今人无尽遐想和遗憾。 因此，这座地处于西域四大佛教中心之一，由佛塔、佛殿和僧房等(děng)遗迹构成的大型、高等级佛教寺院遗址(yízhǐ)尤显珍贵。 一百多年前，该遗址因被掠夺等原因，仅留下有限的(de)文字(wénzì)和图片记录。此后，在我国第二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，遗址有了初步测绘等信息，但遗址范围、布局(bùjú)、建筑结构等关键问题仍不明确。 自2018年新疆考古纳入国家文物局“考古中国”重大项目(xiàngmù)以来(yǐlái)，莫尔寺遗址考古项目被(bèi)列入“新疆多元宗教发展与中国化的考古研究”课题，由中央民族大学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(xīnjiāngwéiwúěrzìzhìqū)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开展发掘。 2019年7月，考古工作队员(duìyuán)在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现场布置探方。新华社发（中央民族大学供图(gōngtú)） 在考古工作者的手铲下，湮没史海千余年(qiānyúnián)的疏勒(shūlè)佛教文化遗存，再次回归人们的视野。 动物骨骼鉴定显示主要为羊、黄牛(huángniú)和马骨，印证疏勒僧侣吃肉的记载；孢粉分析发现遗址有40余种植物种属(zhǒngshǔ)；运用地球物理勘探技术探测地下遗迹……多学科技术深度介入，让(ràng)考古发掘提取的信息更丰富，文献里干瘪(gānbiě)的文字变得有血有肉。 “以往(yǐwǎng)佛教何时传入西域，大家都是从文献记载得出的认识，而莫尔寺考古系列碳14数据结合(jiéhé)遗迹遗物，提供了考古证据：在公元(gōngyuán)1世纪西域已存在佛寺建筑(jiànzhù)。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李文瑛介绍。 古刹探源续写交融(jiāoróng)故事 对考古专家而言，以海量文物为线索，完成历史拼图，挖掘(wājué)文化遗产背后的故事(gùshì)仍在继续。 在已出土的上万件各类文物和文物残片中，有大量石膏佛像残块，专家根据(gēnjù)部分残块分析(fēnxī)，莫尔寺(mòěrsì)最高佛像可达4米；结合古籍记载，以及出土佛像特点、开元通宝钱币、泥瓦、贴金佛像手指等综合分析，莫尔寺遗址长方形大佛殿很有可能与武则天时期在疏勒镇(zhèn)修建的大云寺(yúnsì)有关联。 这是新疆(xīnjiāng)喀什莫尔寺遗址出土的石膏佛面、手部残片（资料照片(zhàopiān)）。新华社发（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） 文献记载，武则天曾令天下诸州(zhūzhōu)各建大云寺，西域地区的安西四镇也都兴建，“疏勒亦有(yǒu)汉大云寺，有一汉僧住持，即是㟭州人士”。李文瑛介绍，莫尔寺遗址考古发现表明，唐朝时中央政权(zhèngquán)通过安西都护府、北庭都护府有效管辖天山南北，为保障社会政治经济文化，当然也包括宗教(zōngjiào)稳定发展(fāzhǎn)奠定了重要基础。 肖小勇认为，佛教公元前1世纪左右传入(chuánrù)新疆后，在喀什地区形成一个佛教传播中心，并(bìng)影响到(dào)库车及更远的地方，继而向中原地区传播，与当地文化形成交融互动格局。 随着研究不断深入，专家有了更多(duō)发现。 肖小勇认为，莫尔寺遗址附近在汉唐时期应为重要农耕区。此外(cǐwài)，莫尔寺遗址南面有直线距离约5.2公里的汗诺(nuò)依古城遗址，东面直线距离10余公里(yúgōnglǐ)有喀拉墩古城遗址，西面约30公里还有三仙洞石窟等，进一步说明(shuōmíng)莫尔寺遗址一带曾是当地(dāngdì)重要的政治、经济和文化中心。 2024年11月(yuè)拍摄的新疆喀什莫尔寺遗址小台地北部建筑、排水沟遗迹。新华社发（中央民族大学(zhōngyāngmínzúdàxué)供图） 2024年10月(yuè),《莫尔寺遗址文物保护规划（2024-2035年）》获国家文物局批复(pīfù)，莫尔寺遗址面向公众开放已提上日程。 成功入选“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(fāxiàn)”后，莫尔寺知名度日渐响亮，搭乘南疆火车的旅客(lǚkè)，得知途经莫尔村附近(fùjìn)时，总不忘透过车窗搜寻莫尔寺的身影。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党组书记、局长李军说，下一步将对(duì)莫尔寺遗址历史信息进行完整(wánzhěng)展示，全面、准确阐释(chǎnshì)其历史文化(wénhuà)价值，并整合周边文化资源，让遗址拥有集文物保护、研究(yánjiū)、展示等为一体的功能，成为深入推进文化润疆重要载体，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。 文字记者：潘莹(pānyíng)、张瑜 统筹：孙闻、李欢、郭昱、冯筱晴(féngxiǎoqíng)